三国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的大混战时期，在由分裂向统一的过程中，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应运而生。频繁的战争也为军事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，一些作战经验被加工、提练，整理成书。这一时期兵书的数量较多，据陆达节《中国历代兵书目录》载：魏国有兵书部卷；蜀国有兵书部卷；吴国有兵书部卷。该数据虽不一定准确，但反映出三国时期的军事学术界是相当活跃的，只可惜史书著录的大部分兵书现已散失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曹操、诸葛亮的军事思想可以代表三国时期军事学术发展的水平。

曹操的军事思想

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一生酷爱兵书，曾抄集诸家兵法为《兵书接要》，并著有《兵法》、《兵书要略》、《军令》、《军策令》、《步战令》等兵书，特别是他的《孙子注》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，在历史上颇有影响。

曹操主张“以法治军”。曹操继承《司马法》的主张，认为“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，礼不可以治兵也。”这是说，治军同治国是不同的，不能完全靠“礼”来治兵。因此，他主张治军一定要恩威并行，赏罚并举，不可偏颇。因为即使“恩信已洽，若无刑罚，则骄惰难用也”。必须遵循“恩不可专用，罚不可独任”的原则。

在治军方面，曹操极其重视将帅问题。他说：“将贤则国安也”，“将宜五德备也”。“将贤”的标准是具有“五德”，归结起来便是孙子所说的：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。这五个方面成为选拔将帅的标准。在用人方面，曹操主张不拘一格，“惟才是举”，并先后颁布了《求贤令》、《求贤勿拘品行令》等文告、他认为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，无不任用贤才与之共同治理天下。他提倡部下推举地位卑下而被埋没的人才，还要求主管人事的部门选拔真正有作为的“进取之士”，不要因为他们有某些缺点而抛弃不用。特别是对军中执法官员的选拔尤为重视，他专门写了《选军中典狱令》一文，说：“夫刑，百姓之命也。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，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，吾甚惧之。其选明达法理者，使持典刑。”这就是说，在军队中主管刑法的人掌握着军队的生杀大权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担任的，必须要有“明达法理者”，即懂得法律的人才行。

曹操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，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思想。

第一，“欲攻敌，必先谋”。曹操把计谋看作是在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首要条件。他所说的计，包括选良将贤才，量敌之强弱，度地之远近，料兵之众寡等内容，即所谓“计者、选将、量敌、度地、料卒、远近、险易，计于庙堂也。”他强调战前“必先谋”，谋则要“周密”，“将周密，谋不泄也”。“必先谋”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谋略的正确运用，达到“不与敌战，而必完全得之，立胜于天下”。

第二，“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”。曹操说：“善用兵者，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，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也。”重点强调了临战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必要性。“安不忘危，常设备也”。他认为军队在无备的情况下临敌，则是“亡之道也”。

第三，“求彼我之情”。曹操认为，战争是敌我双方的较量，要想克敌制胜，就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他继承了孙武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的思想，主张从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方面，“求彼我之情”，明“胜负之情”。在“知敌之情”方面，他提出要从“度”、“量”、“数”、“称”、“胜”五方面进行考察，他说：“胜败之政，用兵之法，当以此五事称量，知敌之情。”这就是说，要因地形而度之，知其战场之地的远近广狭，知其人数多少，称量敌我之轻重，这样便能“知其胜负所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