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和而造大事”与“战胜易、守胜难”——基本战争观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，最主要的有三点：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；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“人和”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，团结一致的基础上，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；三是反对穷兵黩武，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，主张慎战。

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、经济等现象中，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。他将战争分为“义兵”、“强兵”、“刚兵”、“暴兵”和“逆兵”五种。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。他所谓的“义兵”，就是为“禁暴救（制止）乱”而发动的战争，属于正义性质；其他四种，则属于非正义性质。

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“师克在和不在众”和孙武“令民与上同意”等的思想，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，将“人和”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。他说：“不和于国（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，意志统一）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军（军内不能团结一致、和衷共济），不可以出陈（阵）；不和于陈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），不可以进战；不和于战（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），不可以决胜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将用其民，必先和而造大事（发动战争）”。吴起把政治看作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；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。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，武器的发展和兵种、作战样式的增多，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，所以“人和”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。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，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，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这和吴起的“在德不在险”，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。

吴起继承了孙吴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的思想，提出了“战胜易，守胜难”的命题。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，在战争中获取胜利，并不困难，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，使战争不再发生，则颇不容易。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，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，绝不能穷兵黩武。否则，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，即使每战皆胜。也必将耗尽国力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。所以他说：“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五”、“四”等，并非表示绝对数字，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。日本战国时代（～）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，有一句名言：“十次之中，有六七次取胜，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，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，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”。其主要精神，与吴起基本相同，但他晚于吴起二千年。

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——政治、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，就提出了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的纲领性主张。他以“承桑氏（神农时部落）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；有扈氏（禹时部落）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，来说明“文德”与“武备”不能偏废的道理。文德即政治，武备即军事，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，使二者密切结合，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。

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，主要是“先教百姓而亲万民”（百姓，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，万民，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），使“百姓皆是（拥护）吾而非（反对）邻国”；“民安其宅，亲其有司（官吏）”，以达到国家、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，团结和睦。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“和”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。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，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，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“和”的。吴起“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……分劳苦”等“爱兵”行为，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。

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，主要是“要在强兵”和“先戒为宝”。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、物力，以“奉选练之士”，建设一支“其众可合而不离”，虽“食人炊骨，士无反北之心”的精锐常备军。并做好一切战备，才能巩固国防（固国）。

“料敌”、“应变”、“因形用权”——主要战略战术思想吴起继承了孙武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等思想，在作战指导上，非常重视敌情判断（料敌）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（应变）。魏武侯魏击问他：魏国处于秦、楚、赵、齐、燕、韩“六国四守（四面包围）”的情况下，形势不利，如果发生战争，应如何进行？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：“齐陈（阵）重而不坚，秦陈散而自斗，楚陈整而不久，燕陈守而不走，三晋（指韩、赵）陈治而不用”，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、地理条件、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，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，最后针对特点，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。以秦为例，他说：“秦性强（民众性格），其地险（地理环境），其政严，其赏罚信（政治措施），其人不让，皆有斗心（士兵作战心理），故散而自战（作战特点）”。针对“散而自战”的特点，他提出“击此之道，必先示之以利，而引去之，士贪于得，而离其将，乘乖猎散，设伏投机”的基本战法。

具体战役、战斗的敌情、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，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，所以吴起在“审敌虚实”的基础上。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，善于捕捉战机，以乘敌之危。他举出了“击之勿疑”的八种情况和“急击勿疑”的十三种情况。前八种情况，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。如敌军因冒酷暑、严寒、狂风等恶劣气候，昼夜兼程急行军，以致士卒饥渴、军队疲惫时；又如敌军兵力不多，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，地形不利，以致人马染病，或粮尽援绝，军心动摇时等。后十三种情况，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。如敌军远来新到，部署未定，设防之前，或过度疲劳、涉水半渡时等。经过一定时间，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。这种战机，瞬息即逝，所以必须“急击”。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，概括为一条原则：“用兵必审敌虚实，而趋其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