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阀家学大体为门阀政治的产物，而家学本身又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；二者的合流，起始于汉末，成形于魏晋，至南北六朝则趋于鼎盛，并渐次衰落。

魏晋之初的世家大族，大多为汉末的儒学高门。故其家学世业，与此也有血脉承传的联系。如西晋颍川荀氏，其家学世传，上承汉末大儒荀爽，子孙世传学业，为西晋儒学高门。汉末大儒范阳卢植，其后代以儒学标榜门户，其孙卢钦为西晋名儒，直至北魏，范阳卢氏仍为当世儒学大族。此外，如东海王氏、河东卫氏、颍川钟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，均为汉末以来世以儒业显贵的门阀大族。其中，东海王氏家学流布最为深远，直到南朝梁世，仍为最显贵的门阀大族。除此之外，起家于东汉末年的泰山羊氏；起家于魏晋之际的阳夏谢氏，颍川庾氏，河东裴氏，均以儒学高门传世，前后达数百年之久。

门阀家学的存在，旨在维系家族的世代特权和优越的文化地位；其对学术文化的世袭垄断，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怪兽图更新，并且使学术文化拘禁于家族血缘的樊篱之中，不能充分地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布。同时，门阀家族文化的封闭性、萎缩性，也是造成学术流派之间的排他性及门户之见的重要原因。这一点，既加重了中国封建文化固有的传统弊症，又是这种弊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表现形式。不过，借助血缘的纽带来延续学术文化的生存，并利用家族血缘的网络来构筑某种封闭性的文化堡垒，正与封建的家族政治相适应；并且是在动乱之中，利用家族的权力及稳定性，保护和延续学术文化的有效手段。而一旦经历了动乱之后，门阀家族的特权削弱、家族的观念淡薄，出现了有利于学术文化自由发展和生存的社会环境，在乱世之中一度仰赖门阀家学保存的学术文化，就会成为全社会范围内学术文化全面升华、融合的重要源泉。

魏晋南北朝门阀家学的发展，正是经历了上述的过程。在历经治乱更替的几百年中，旧的世族集团在乱世之中衰落，一旦政局初见平宁，又在旧的废墟中滋生出新的世族集团，而旧世族或在动乱中绝户，或者重振门户。门阀家学也相应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，一些旧的门阀家学衰落了、甚至绝传了、而新的门阀家学又滋生出来。在这种新旧兴废更替的过程中，门阀家学经受了社会风雨的洗炼，社会化的因素，不断扩大，并最终演化成为社会大文化的有机成份之一，而将家族文化与社会文化分离开来的那种血缘性隔膜，也日渐融化。

魏晋南北朝门阀家学的内容颇为广泛，其形式和特色各异，但总括而论，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或特色：

第一，门阀家族大多重视肃整家风，倡导忠孝为本的伦理观。诸如：临沂王昙首为汉魏以来世代显赫的名门大族。仕宋官至太子詹事、侍中，其门户之内，雍雍如也，手不执金玉，妇女不得为饰玩；兄弟分财，惟取图书而已。北魏博陵崔挺为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，“三世同居，门有礼让”，后因频遇饥年，兄弟分家，彼此推让田宅旧资，争守墓田而已。

第二，儒学高门多以专经世传。诸如：西晋河东大族王接，“世修儒史之学”，尤精礼传。会稽人贺场，为晋司空贺循的玄孙，其祖贺道力，精通《三礼》，其后子孙传习《礼》学，并视之为家业。

第三，多有专守一技之长，而为世业。诸如：南朝宋琅琊大族王淮之，自高祖以来世任朝职，曾祖王彪之任职尚书令，练悉朝仪，“自是家世相传，并谙江左旧事，缄之青箱，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”。南齐傅琰有治县谱，“子孙相传，不以示人”。祖冲之精通历法、数学、机械制造，其子祖之“少传家业，究极精微，亦有巧思入神之妙”。类似的事例，不胜枚举。大体家学所传，有“家世史官”者、祖传医药者、世习天文数术者、父子并有琴书、丹青之艺者，也有书法、篆刻世家者。

第四，由于佛教、玄学的影响，南方门阀家族，也多成为文学玄谈之渊薮。如江南望族出身的张镜，其祖辈多以才学擅名，张氏兄弟五人，时称“张氏五龙”，张镜仕宋官至新安太守，名儒颜延之听其言谈清玄，深为心服。其侄张绪，被名儒袁粲赞有正始遗风。其家族中人张邵，张敷父子，好玄言，与名士宗少文谈论，少文握尘尾赞叹：“吾道东矣”！如是自晋末以来，吴国张氏，累世显贵，并以玄谈擅名，奉佛著称。至于文学世家，则有梁时彭城刘孝绰，其辞藻文章，多为后进所宗，兄弟、诸子七十余人，并能属文。琅琊临沂大族王筠，为汉魏名儒王朗、王肃的后代，累世以文才辞赋擅名，以致当世辞宗沈约自叹爵位蝉联、文才相继，末如王氏之盛。此外，史称安平崔氏、汝南应氏，并有累世文才，范蔚宗世擅雕龙。